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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先生认为：《太平经》虽反对佛教，但也吸收其说。
关于这一点，程钢先生所言极为透辟：焦循易学中，假借具有特别的、超乎训诂工具地位的重要意义……由训诂学的假借技术出发，揭示卦爻象之间的‘所之关系。事实上，多数学者对焦循易学的大肆批评，正是缘于他们根本无法认同作为其理论基点的象辞观。
直至不惑之年摒弃众说，一意求索《周易》经传，终于以实测而得的旁通当位失道时行相错比例五种象数义例解通全篇《易》辞，并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方面，除极少数辞句外，《周易》经传之字词或意在说明旁通时行相错等卦爻运行规则，如元交至食进密乐等字皆指旁通两卦二五先行，行字指示旁通两卦初四互易，惧字指初四从二五，施设尸射皆指三上互易，维庆功指三上从二五，利字指时行，贞字说明卦爻运行成《既济》。然而，一旦我们能够超越一己学术立场客观地审视《周易》一书，就应当承认，《周易》古经的卦爻符号与经传文辞两套表意系统之间确实存在着大体对应。说四声者，不曰‘平上去入，而曰‘天子圣哲，其妙颇似《易》辞。但不难料想，焦循本人绝不会接受这些意见，因为其立论前提和问题域全然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音韵训诂。由此可知，他们的指责其实并非仅仅针对焦循一家，也同样适用于汉易等一切象数注经派。
然而，对焦循来说，《易》辞的本质终究还是卦爻象数的指示符，那些看似完备的表层文意也绝非圣人主旨的直接表达。既然二者皆在揭示伏羲发明的卦象变化，则三圣之《易》即应视为互诠互显、相即不离的统一整体： 说者谓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1］84-85 然而，要判定儒学是宗教并非如此简单。
［3］107尽管儒教不具备普通宗教之仪式，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儒教是宗教。［3］91-92依儒家的观点看，虽然天道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且还形成了人的本体，但单有本体并不具足，仍须依赖后天的修养功夫，否则天道就不能定住，就会溜走。因此，人对于天道、天命和良知自然具有一种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实际上就是一种独到的忧患意识。因此，牟宗三反对把儒家刻意描绘成普通的宗教，认为那是对儒家的体验与认识不足，其根据纯是外在的。
［1］86 牟宗三之所以认为儒教不是普通的宗教，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儒教不具有普通宗教的形式。［1］64牟宗三认为，基于这样两个方面，此道德的宗教实可称为一种人文教。
他们的心思尚仍只是在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制约中而不能超拔，故其根据纯是外在的。［7］2此即是牟宗三面对国家之艰难、生民之疾苦所立之国家根本。体现实体以成德（所谓尽心或尽性），此成德之过程是无穷无尽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
而儒教则通过祭天、祭祖、祭圣贤将人与天道贯通起来，体现出了一种圆满谐和的精神。佛教也是如此，有其特定的日常生活的轨道，如戒律、修行、课诵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人们担负创造历史文化的责任。他认为，中国的确没有西方国家式的独立的宗教传统，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灵感与关于生命的指示，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与宗教。
［3］13牟宗三认为，儒家之天道、天命、良知虽似西方的上帝，为宇宙的最高主宰，但它们的降命则由人的道德决定。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等寥寥数语即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同时也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
此三教本质上皆是从自己之心性上，根据修养之工夫，以求个人人格之完成，即自我之圆满实现，从此得解脱，或得安身立命。牟宗三说： 人而随时随处体现此实体以成其道德行为之纯亦不已，则其个人生命虽有限，其道德行为亦有限，然而有限即无限，此即其宗教境界。
他说：在中国思想中，天命、天道乃通过忧患意识所生的‘敬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便作为人的主体。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其浅薄的理智主义，对于道德宗教是并无严肃的意识的，因之对于他们的宗教是并不发生兴趣的［1］30-31。如果这两个方面得以建立，儒教就会变成与基督教、佛教等一样的普通宗教了。另一方面又贯注于人身而为人之性，因而又是内在的，故儒教不是依他之信。然而，儒教之特殊性在牟宗三看来并非是不如人之处，反而，恰是儒教之高于人之处。［3］87 其二，儒教之天道是超越而内在的。
他认为，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可依着理、事二分说来考虑。既然如此，牟宗三说：吾希望基督教中高明之士，能虚心以观佛教中之‘转识成智以及宋明儒之‘心性之学（以哲学玄谈视宋明理学全错）。
其三，儒教将重点放在道德之本心与道德之创造上，故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亦是一种人文教。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儒教虽为宗教，但的确是一种特殊的宗教。
他认为，在儒家的经典里面，关于人格神意义的上帝或天并非没有。即，它一方面可以指导人生，成就道德。
在事方面看，儒家也尽了日常生活之轨道的作用。［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在他看来，儒教是一种人文教，是一种没有隔离、偏至精神的圆教，而基督教等因缺乏这种精神只是离教。与此相应，儒教的教义亦与普通宗教不同。
可见，在理方面看，儒家肯认一神性之实或价值之源。这恰恰是宗教终极关怀的精神所在，而终极关怀的前提是肯认作为神性之实或价值之源的天道。
很明显，在这一点上，儒教与以上帝（神）为中心，教义已经规定好，问题只在人能否虔诚祈祷［3］40的普通宗教不相同。之所以称之为道德的宗教，在于儒教之重点落在道德的本心与道德之创造上。
他说：儒家教义即依据此两面之圆满谐和形态而得成为人文教［1］64，单据日常生活之轨道与提撕精神启发灵感两义，而谓于科学与民主之外，有肯定并成立人文教之必要［1］66。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屈原列传》），此等呼求之情即类似于基督教之祈祷。
进而，牟宗三认为，基督教、佛教与道教等虽都为离教，但它们是有层次不同之别的。因此，他说：我们主张使儒家成为人文教，并主张于未来成立人文教会以护持国脉。也就是说，在牟宗三看来，惟有符合这样一个标准，才可谓之为宗教。他从此指点精神生活之途径，从此开辟精神生活之领域。
牟宗三认为，在基督教的文化中，天道存在于主体之外，因而对于人只具有超越意义。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儒家把中心与重心转了［3］96，从上帝、祈祷和启示转到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3］94，如何尽性践仁以体现天道上［3］96。
他说： 康有为的思想怪诞不经，大而无当。［1］85比较的结果，基督教等宗教皆为偏至、隔离之离教，儒教则是大中至正之大成圆教。
［4］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载《牟宗三先生全集》（9），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
